The open-plan office is a terrible, horrible, no good, very bad idea（開放式辦公室是個糟糕、可怕、非常不好、爛透了的想法。）
— — David Heinemen Hanssen
2018 年 7 月 12 月，Ruby on Rails 之父、Basecamp 共同創辦人 David Heneimen Hanssen（以下簡稱 DHH）在自己的 Medium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猛烈攻擊「開放式辦公室」(Open-plan office)。他批評，開放式的辦公室吵雜、沒有隱私、嚴重干擾人的專注力與生產力；而整個開放式的概念，都只是主管階層用來治理辦公室的手段，不僅無助於創造開放平等的空間，反而造成反效果，迫使員工戴起耳機，像幼蟲一樣縮回蛹裡。
如果你有在關注矽谷的工作文化，應該會發現過去幾年關於開放式辦公室的優劣，已被反覆爭論，嚼到無味。但每隔一陣子，我們依然會被新創公司五彩繽紛、看起來充滿「人性」的工作空間燒得心癢（手捧筆電躺懶骨頭沙發上，聞著同事煮的咖啡香）；然後再隔一陣子，又會聽到某個研究報告指證歷歷，開放式空間是如何扼殺員工的隱私、降低工作效率等云云。
今年也不例外，《Inc.》雜誌年初的一篇評論，像是預言般的指出「開放式辦公室」已經被淘汰，取而代之的是隱密性更強的個人辦公桌。而今年中，哈佛一份新研究再次毫不留情的洗臉這個受人吹捧的「神話」。
這份報告出自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《自然科學會報》，由哈佛商學院助理教授 Ethan Bernstein 領軍進行研究，從 Fortune 500 中挑選兩家正要開始嘗試開放式辦公室的公司，並讓其中的 150 位員工配戴由 Humanyze所研發的「社會測量裝置」（sociometric badge），精確測量「搬家前」與「搬家後」，他們在工作場合的動態、與人的互動、手勢。
報告結果指出，員工間面對面接觸的時間不只銳減 73％，Email 跟即時通訊（IM）往來數量個別增加 67% 跟 75%。開放式辦公室所追求的「社交互動」，在這份報告上完全喪失立足點。在近年對開放辦公室文化幾乎一面倒負評下，這個結果應該不算太出乎意料。
但開放式辦公室真的錯了嗎？是這樣個空間格局設計錯誤，還是我們對於這樣空間格局有錯誤的假設跟迷思？
辦公室簡史：開放式辦公室的年代迷思
談到開放式辦公室，第一個要破除的迷思，就是它並非當代的創新概念。儘管現在大家直覺都會想到矽谷的新創，儼然它是隨著新創而蓬勃發展起來、屬於千禧世代的新文化，但開放式辦公室的歷史遠比我們想像的悠久。
網路媒體 Vox 在 2017 年出過一支短片，回溯了以前人們的工作模式與環境，我們會發現早在 18 世紀的郵局裡，人們就是在一個沒有間隔、完全開放，中間擺設幾張大桌子的室內工作，有人站著、有人坐著，自在交流。然而多人聚集的「辦公室」是相當現代的概念，因為在工業革命以前並沒有大規模的集中式勞動。在那之前人們的生產力都發生在自家中，直到工業革命開始，工廠的出現帶動了辦公室設計的需求。
工業革命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這段期間，最常見的勞動環境就是工廠型的辦公空間，所有的桌子像是生產線一樣呆板地排列，彼此間毫無遮蔽，完全開放，而主管坐在二樓的私人辦公室，鳥瞰職員的一舉一動。
如果你有看過電影《哈利波特》第七集，有一幕是哈利變裝闖入恩不里居的辦公室，當時辦公時門上掛著一顆眼珠（瘋眼穆迪的假眼），監看的就是前方工整排列的辦公桌、每一位巫師都面無表情且動作一致。
這種充滿權力結構的工作場域，在 50 年代受到當代政治風氣挑戰，開始出現變化。「辦公室景觀」（Bürolandschaft）緣起於德國，順應著當時社會民主主義的氣息，從物理條件開始翻轉辦公室文化，將傳統階級性的從屬關係，轉移到較為平等的互動，且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與溝通。
「辦公室景觀」活化了開放式文化的精神，為了能鼓勵更多的交流，桌子的排列不會像以往工廠那樣生硬地排列，而是以區塊跟小組的方式，依工作內容將人們聚集起來。桌子與桌子間也不會赤裸裸的毫無間隔，而是可以選擇透過植物或屏風的方式，在不干擾互動流暢度的前提下，保持一些隱私。
這樣的開放式辦公室，應該就是如今矽谷新創所追求的風氣，但這股文化卻在 60 年代後期戞然而止。美國一位設計師 Robert Propst，原先是想延續「辦公室景觀」的開放平等精神，讓員工從被老闆監管的奴役狀態下解放出來，所以決定幫桌子加上隔板，未料這樣的「隔間辦公室」（Cubibcles）卻讓員工看起來更像是被迫塞進封閉空間密集勞動。自此之後，「隔間辦公室」成為死板、封閉、守舊、不創新的象徵。
來到千禧年第二個十年，開放式辦公室文化在矽谷新創公司的推波助瀾下，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強勢回歸，席捲美國。根據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在 2014 年的數據指出，全美 70% 的企業採用開放與半開放式的辦公室格局，沒有隔牆、沒有個別座位。
其中，又以矽谷的科技巨擘，尤其是 Google 跟 Facebook 作為引領這股風潮的領頭羊。我們都看過 Google 的色彩繽紛，Facebook 總部則宛如一間超大倉庫，祖克伯自己就坐在這樣毫無遮蔽的空間裡。
當桌子不再是生產的重心
落地窗、灑進的陽光、挑高天花板、共享長桌、咖啡香氣、沙袋沙發、遊樂區，每一個設計都投射著人們對未來想像的矛盾 — — 無限慵懶又充滿幹勁的創新。
矽谷新創公司打造的新型態辦公室，並不是過去那種開放式格局的延伸而已。在打掉牆、拆掉隔板之餘，也透過上述的軟性元素，為工作場域添加更多的娛樂感與休閒感。這些設計上的改變，折射出的是千禧世代的新的工作與生活模式，同時也是呼應瞬息萬變的矽谷生態。
當工作不再只是追趕截止的死線，而是還有更多可能性時，桌子將不在是生產的重心，流動在桌邊的社交場域，才是創新的籌碼。2011 年，蘋果宣布斥資 50 億美元打造新總部 Apple Park，即是這個想像的經典體現。
175 英畝的草地上，環狀的建物宛如飛碟，被玻璃包覆，科技感十足，環狀的室內有一條沒有阻隔物的通道，人可以漫步、自由穿梭，打破疆傳統部門疆域的限制。2017 年 Wired 成為第一個潛入窺探蘋果新總部神秘面紗的媒體，當時的報導是這樣描述的：
「It is a statement of openness, of free movement」（[蘋果新總部]傳遞的是開放、自由流動的訊息。）
開放、自由是矽谷新創常見的口號，但不是蘋果過去的企業文化，她向來神秘，又深不可測。只是如今，蘋果也透過辦公室這樣物理條件上的改造，踏上了「主流」的道路。社交、激發創意、自由開放，成為這些科技公司對開放式辦公室的期望。可惜諷刺的是，這些期待似乎都只是管理階層的一廂情願，不只過往的研究數據不斷戳破高效、高互動、高創新的神話，連 Apple 自己的員工都不買單。
隔板拆了，換來的是戴上耳機
2017 年 Apple Park 主建物終於落成，此時卻爆出員工「拒遷」辦公室，想留在以前有個人辦公室的舊大樓 Infinite Loop。
事實上，各種對開放式辦公室的抱怨早就充斥網路上了，所持的論點不外乎是過度吵雜，難以專心、隱私流失導致安全感降低【註 1】，人與聲音川流不息讓工作環境的壓迫感更強、負荷更重。這些原因，都促成了 DHH 口中「人們鑽回自己建築的蛹中」的現象。
桌子間是少了隔板，但大家也都戴上耳機繼續悶頭做事。開放式辦公室原先欲創造的社交空間，可以說是消失殆盡，只剩零碎的想像。
雖然也有數據指出，開放型空間確實可以創造比一般辦公室高出兩倍的社交狀態，而建築物與室內的設計，以及員工相處的距離等外部因素，也與知識交流的密度息息相關。但對比網上的種種抱怨，也不免讓人疑惑，這種靠外部物理條件刻意催生的互動，真的有符合工作的需求嗎？又真的能形成永續的文化嗎？
失序的推手，是誰？
2018 年 8 月 12 日 TechCrunch 一篇報導「Blind loyalty」【註 2】點出了矽谷失序的開放式文化。矽谷的公司極力打造一個「極端透明」的企業文化，老闆們不只想透過外觀建築的改造推動辦公室革命，也透過像是 AMA（Ask Me Any Thing）、Friday All-hands 等活動，來創造更多平等的互動模式。但這些「創舉」看似平等，卻也只是老舊企業管理思維的延續，希望員工的工作與思考模式都依老闆的想像前進。
同一時間，員工卻是悄悄的跑上網，加入像是 Blind 這樣的匿名社團裡，談論各種不會在現實生活中跟老闆及同事分享的事情。Blind 這類匿名社團所提供的隱密性及安全感，可以說是對「開放」跟「透明」最強烈的反彈。
反對開放式辦公室的人甚至認為，開放式辦公室的唯一好處就是能容納更多員工，對老闆而言是個省成本、經濟實惠的選擇，但毫無秩序的空間，並無助於員工個體的工作效率（通常老闆也不太需要整天坐在位置上，且多數擁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）。
Ethan Bernstein 在接受哈佛商學院的訪問時說了一個幕後花絮的小故事，讓我印象深刻：
他說做完這份調查後不久在一個會議上，碰到一位公司為開放式辦公室的高階主管，對方說這份研究的結果與其在公司的體驗不同，開放空間為他們公司帶來活力，而報告中提到的那種「吵雜聲音」，反而都是來自公司內一處專門給小組討論用的封閉空間。Ethan Bernstein 不禁感到好奇：這些聲音，不正反應出員工正在彼此互動、熱烈討論工作？
有趣的是，創造這些互動跟聲音的是一個封閉的空間。這也說明了，當人們需要互動時，互動自然會產生，並不一定非得倚賴外在環境的來強推。
開放式辦公室本身並沒有錯，問題出在人們低估了因開放而流失掉的安全感，以及錯誤期待高牆跟隔板被推倒下，永續的社交與良性互動就會自動產生。事實上建構這樣的文化是需要伴隨其他的「配套措施」循序漸進的發生，例如 DHH 的公司 Basecamp 就有類似圖書館的「公約」，同時也提供小型的辦公空間（不多於 5 人座位）。更完整的做法，或許是 「Multizoned Office」的概念，在部分開放的情況下，另外提供可以專心的個人辦公座位，讓人也有暫時抽離的選擇。
回顧上述辦公室空間的發展歷史，我們也不難發現，開放式也好、隔間文化也罷，皆是此消彼長，唯一不變的都是在順應每個年代勞動文化的需求，在調整辦公室中人與人的互動方式、管理的方式以及權力的分散方式。如今的開放式文化已走到員工需要築蛹、需要隱匿、需要戴起耳機的瓶頸，也許正是個需要改變的警訊。
【註 1】開放式辦公室所犧牲掉的隱私不只是員工的螢幕畫面、甚至可能是業務或人資與第三方客戶的對話
【註 2】這篇報導的標題有雙關語的意味：Blind loyalty 影射的是矽谷開放透明文化下，員工對公司及老闆呈現出可能是盲目、也可能是蓄意虛假的忠誠；另一個意思則是文章介紹的工程師社群軟體 Blind。
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 - 非商業性 - 相同方式分享 4.0 國際釋出